受疫情影響，包含歐洲五大聯賽在內的全球絕大多數干流足球職業聯賽均已停擺，隨之而來的是國際足聯有關“足球從業者減薪”的倡議及包含亞洲在內各大洲職業俱樂部推出的不同起伏的人員減薪舉措。中超俱樂部會否緊跟這一潮流？雖然答案尚不得知，但近期已有部分國內俱樂部就相關問題咨詢中國足協，並期望后者提出指導性意見。俱樂部把“球”踢出，中國足協是“接”還是“回傳、轉移”，這的確頗具技術含量，也頗費心思。
疫情持續發展布景下，球員減薪在足球界已构成全球性話題。截止到4月初，全球已有多個國家（地區）聯賽俱樂部推出了人員減薪办法。在各大洲中，歐洲足球技術水平及職業化程度最發達，在“減薪”方面邁的脚步也最大。從瑞士錫永俱樂部主席直接辞退9名不願承受降薪球員開始，“減薪風暴”在全歐洲足壇范圍內敏捷掀起。在他們當中，來自意甲的尤文圖斯、德甲的拜仁、西甲的巴塞羅那、馬德裡競技均旗幟鮮明地豎起“減薪”大旗。擁有C羅的“老婦人”乃至決定停發全員3月至6月的4個月薪水。巴塞羅那一線球員也“放棄”承受“ERTE（臨時就業條例）”的保護，赞同在疫情期間減薪70%且不會在疫情結束后追討此部分薪酬的计划，並赞同額外拿出2%的薪水，確保俱樂部其他人員正常酬勞的發放。
疫情對亞洲足壇的打擊同樣明顯。亞足聯3月初出台的一份評估報告顯示，僅亞冠聯賽小組賽及中、日、韓三國聯賽的推迟，形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不少於9億美元。而隨著疫情延續發展，這一數字還會被不斷改寫。亞足聯各會員協會國（地區）及其聯賽已然短期內“開源”無門，也隻能主動“節流”，办理機構及俱樂部的減薪成為必定。比方韓國足協3月26日就已經宣告部門及以上級別高管自動減薪20%，直到本年底。一天后，澳大利亞足協也宣告，其七成員工回家待崗。韓國足協在40強賽暫停進行后，面臨了和澳大利亞足協同樣的經濟窘境。3月30日，泰國足協也宣告減薪，就連泰國隊日原籍主帥西野朗也減薪五成。越南足協同樣計劃削減其國家隊教練組人員的薪酬。
和歐洲及亞洲其他國家（地區）足壇一樣，中國足壇受疫情影響遭受的經濟損失直接而巨大。沒有比賽的日子裡，各級國內足球俱樂部在財政方面捉襟见肘，關於“減薪”的呼聲於是漸漸在國內足壇響亮起來。在此之前，中國足協一向沒有就此問題作出公開回應。一方面，國際足聯雖對足球界“減薪”表達了必定觀點，但發聲僅限於“建議或意見”層面，並不具備嚴格的強制力或約束力。在由球員與俱樂部構成的足壇勞資關系中，其薪酬發放問題的責任主體不是各會員協會而是俱樂部。
另一方面，和歐洲、亞洲俱樂部情況不同，雖然國內各項正式足球賽事也處於停擺，但教練員、球員及俱樂部其他工作人員並沒有停止工作。相關業內人士剖析，球員在疫情警報沒有彻底免除的情況下，堅持訓練，足協及有關方面也提出“春季大練兵”的具體要求，那麼怎么給球員減薪？俱樂部很難開口。他們受資金運營壓力所造成的期望減薪，也需求找到一個合適的“出口”來落實具體办法。於是不難了解他們向中國足協“索求”減薪指導意見的舉動。
國內俱樂部人員特別是球員、教練員要不要減薪？中國足協的確很難做出答復。首要，和發達歐洲職業聯賽從業者的勞動權益受各種足球組織及老练行業與社會保障制度保護不同，國內職業聯賽從業者的薪酬發放問題帶有比較單一的“俱樂部說了算”颜色。舉例來說，在珀斯光榮對本俱樂部人員大幅減薪后，澳大利亞球員工會決定起訴該俱樂部替俱樂部人員維權，但中國足壇沒有類似“球員工會”組織幫球員維權。中國足協作為行業办理機構參與拟定聯賽競賽規則及必要的監督，中超公司負責中超聯賽整體經營。而不負責俱樂部具體人員的薪酬發放。
球員受聘於俱樂部，亦是企業的一員，其工資發放標准嚴格來說不該由足協來定。那麼中國足協即使就減薪問題提出意見，也隻能帶有“建議性或指導性”。
回望中國足壇探索職業聯賽發展的歷程，不難發現，雖然早年業內亦沒有建立“職業聯盟”，但中國足協對於聯賽严重問題的決策及決策執行曾推出比較嚴格的規定，並先后設立了諸如中超聯賽委員會、中甲聯賽委員會、職業聯賽理事會等議事決策機構。而现在類似機構已不復存在，“聯盟”又没有挂牌建立，於是在處理各類聯賽疑難問題上，無論足協還是俱樂部都遭受“真空位帶”。
說到歐洲干流聯賽很多俱樂部参加“球員減薪”陣營，就不得不说到於2013/2014賽季正式實施的《歐足聯財政公正法案（FFP）》。歐足聯拟定該法案，旨在規范各俱樂部的財政行為，操控俱樂部財政赤字，並對違反規定的球隊予以處罰。2014年5月17日，歐足聯宣告，英超曼城及法甲巴黎聖日耳曼因違反該法案有關收支平衡的規定被重罰6000萬歐元，兩隊同時被要求下降工資標准、约束單筆买卖最大額。從該法案落實情況看，歐洲足壇打擊“俱樂部非理性消費”的力度與決心都很大。於是不難了解，當下各歐洲豪門俱樂部在收入銳減情況下大幅下降球員薪資的意图。
中國職業足壇现在雖沒有照搬“歐足聯財政公正法案”，但中國足協近年來在規范聯賽財務及管理職業俱樂部經營環境上還是付出了巨大尽力，在規則拟定方面也逐渐向國際先進區域靠攏。比方2018年12月20日在上海舉行的當季中超、中甲聯賽總結會上，對三級職業聯賽俱樂部從2019至2021賽季的單季總投入額度、投資方注冊額度、俱樂部虧損額度都設定了比較明確的數字。此外，對各級俱樂部單季薪酬發放額度所佔總投入的比率也作了具體約定。如2020賽季中超俱樂部（含一線外援、國內球員、預備隊球員）薪酬份额不得超過總投入的60%。那麼從這個视点來說，“減薪”與聯賽環境管理方向共同，同時也滿足俱樂部減負之需。
還有一點影響國內俱樂部“減薪”問題，那便是在國內職業足壇經歷多年探索與沉澱后，俱樂部特別是中超俱樂部從最近兩個賽季開始，投入漸趨理性。一位俱樂部投資人代表對北京青年報記者泄漏，在去年底、本年初溝通過程中，多家中超俱樂部投資人都表達了“縮減投入”的主意。而由於“職業聯盟”遲遲未能推出，部分投資人對於未來聯賽远景充滿了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乃至產生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經營主意。本年國內職業足壇轉會市場的相對冷清，以及標王身價呈大起伏縮水的現實便是上述主意很好的佐証。這位俱樂部負責人說，“我感覺本年國內轉會市場已經回到了大约10年前的樣子。對於一些經營上有資金壓力的俱樂部來說，‘減薪’契合他們的利益訴求，他們需求找到一個合理‘出口’去落實這個主意。”
依照計劃，中超公司將於本周四舉行董事會議、股東會議，而使用這樣難得的線上聚首之機，俱樂部想必也會對“減薪”問題敞開心扉。不過，中國足協答复此類問題要謹言慎行，合理掌握“意見”與“規定”之間的度。（記者 肖赧）
